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治。制度性保障并不排斥道德弘扬，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长。
坐高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广播，有乘客突发病情，请求列车上的医务工作者前往提供帮助。媒体也经常报道，某某医生在列车上及时仗义出手，救病人于水火。可最近的一则新闻，令不少医生心生疑虑。
3月17日，D3563次列车上有乘客突发疾病，女医生陈瑞及时伸出援手，可在积极施救后，列车工作人员向其索要医师证，甚至还要其亲手写下情况说明，“签字画押”。列车工作人员的做法，让陈医生感到后怕，如果病人病情后来恶化、产生纠纷，那是不是意味着她要承担责任?
这一事件经媒体传播后，引发网上热烈讨论。陈医生的担忧也演变成医生的群体顾虑，甚至有人疑惑，类似见义勇为的做法，会不会被追究“非法行医”。好在南宁客运段官微很快致歉，承认工作人员处置不当，表示将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广西卫健委也及时发声，力挺陈医生做法是发扬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精神，符合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规，值得表扬和肯定。
这些官方表态，等于是给医生的行为按下道义上的确认键，可不得不看到的是，道德层面的推崇和认可，对于化解现实顾虑，有时候还不够。正如现实中人人都知道见义勇为值得推崇，可如今看见路边摔倒的老人，有人未必敢轻易出手相扶。原因无他，担心无法自证清白、好人未必有好报。所以，一个社会道德水位的高低，和能给倡导的行为提供怎样的制度性保护息息相关。
列车工作人员之所以又是索要医师证，又是要求仗义出手的医生写情况说明，现实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一味怪罪于具体工作人员，也有些违背情理。如果对于高铁急救可能出现的纠纷没有明确的制度预判，那风险就会落在具体工作人员乃至医生身上。可见，没有制度性保障，那就可能出现病人处于危急状态而无人敢施救的局面。
要化解这样的困境，在道德上倡导医生的仗义行为之外，重要的是明确风险承担机制。之前有航空公司就遇到这样的案例，有乘客在飞机上突发疾病，机组工作人员也紧急召唤医生参与救治，但最终病人没能挽救回来，其后家属起诉航空公司索赔数十万。虽然法院裁定航空公司救治程序没问题，但这一事件说明，飞机或者列车上的紧急救助确实有发生纠纷的可能。那么遇到不同情形，怎么划定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免责界线就很关键。唯有制度上先行明确，才能保证各方没有后顾之忧，尽可能减少执行层面的“处置不当”。
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治。制度性保障并不排斥道德弘扬，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长。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明确相应紧急救治制度，进而推动救治过程更规范，让医生看到，仗义出手非但不会有难以预料的风险，还能得到善意的保护和肯定。这才是真正对医生和乘客负责，才能让高铁出行变得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