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进修个人总结范文 篇1
在《精神医学》第二版教科书上，关于“妄想”的症状内容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妄想是个体的病理心理状态，并不针对集体，因为集体的信念有时尽管不合理，也不能归为病态，如宗教迷信。
这句话初一看是合情理的，一个群体同时患有同一种精神疾患、并表现出相同内容的妄想症状的可能性，可谓是小之又小了。因此假设有一群人和一个人，他们接受过同等程度的现代高等教育，且均无理由、不可纠正地相信一名不知何来的神祇的存在，那么这一群人并不会被诊断为具有妄想症状，而那单独的一个人则会。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上面那句话便显得有些奇怪了。我们判定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属于精神病性症状的依据，并不是其内容较之客观事实的正确与否，而是根据其内容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状态”来决定的。换言之，我们将病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其中一条标准是，你与大多数人不一样。而这其中透露出来的逻辑则是，与大多数人不一样便是错误的、需要被修正的。
或许这没有问题。“正常”的意思便是，与实际常人该做的事情一致。其他科室的医生所做的事情，也确实是令他们患者本不能完成自身机能的器官恢复实际其所应当承担的作用。但精神科的治疗与药物同其他科室不一样。它们确实地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高级中枢。在人的精神心理产生的神经生物学尚不清楚的现在，似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这样的处理并不会对病人本身固有的、未病变的区域产生影响。即是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可能是强行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情感和意志，从而把他变成一个与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那么，需要被这样治疗的病人，他们的病灶又是什么呢？结论依然是“与大多数人不同”。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他们脑内的世界，因此这大多数人唯一能做到的事情便是将这无法理解的因素彻底排除。这是一种社会学上的民粹主义。因为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所以与之不同的少数分子便是应当被治疗、被修正的对象。因为“与大多数不一样”这件事在现在已经被赋予了“病态”的含义。（好在，在精神科的诊断中很重要的一条依据，是社会功能的评断）
从这里得出的推论是需要警惕的。它在冥冥之中低语着，我们治疗精神疾病，非常需要当心的则是不要为普遍的、随处可见的、大众的思想做了帮手，将势单力薄的、摇摇欲坠的少数派思想扼死在他们主人的神经突触里。
并不是只有我们才产生过这样的疑虑。自从十七世纪欧洲的人们将精神病人（当时称作“疯子”）与一般人隔离开来的时候起，这种多数人的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便已确立。“疯癫”（即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与偷盗、行乞等同的扰乱资产阶级城市秩序的罪恶行为。当时的封建-资产阶级联合统治下采取的强制收容隔离措施，便已经将精神病人视作了与正常的、易于管理的人民不同的物种。而后来米歇尔·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提到，自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的那时起，理性与非理性二者之间的交流便破裂了。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歌颂、古典时期的隔离都不同，使用各种手段治疗精神病人，则意味着我们彻底开始了对于他们的消灭。通过这种治疗行为，精神病人变回了“正常”人（或者有一些可接受的缺陷），社会的多数派完成了将少数派化为它自身一部分的一种转变。这是一种思想对于另一种思想的genocide，是我们对自身无法理解之物做出的、本能一般的攻击反应。
好在，我们确实有着治疗他们的理由。精神病人，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和危害。因而我们要帮助他们，令他们停止这些行为。那些想要伤害自己的病人则更甚。正常人怎么会想要伤害自己呢？一定是病人自己不正常导致的。我们无法理解不正常，因此正常与不正常只能在思想的丛林法则中互相搏杀，幸好......
当然，资历浅微如我，绝无念头去菲薄精神医学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不如说我希望它能够在今后的社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只是也许，我们在面对一些病人的时候，倾听和理解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行为逻辑并无偏离，就可以少开出一张不必要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处方单，真正去治疗需要帮助的患者。
精神科医生进修个人总结范文 篇2
不知不觉，一学期的精神科护理结束了，这学期里，我们共有两次医院见习，一次是在康宁医院，一次是在民康医院。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两次见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对精神科护理这个学科有了更深的认识。
从环境上来讲，两两个医院都干净整洁，住院大楼现代化，内部设施齐全你，活动室里电视麻将台球一样不少，这样的环境自然给了我们一种信任的感觉，相信对于患者，尤其是精神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更加是能产生一种威严而又放心的感觉。
在医院，我们见到了不少患者。对于初次接触精神病患者的我们而言，一切都显得兴奋而又略微紧张。我们见到了一些平静的康复期的精神病患者，有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等。患者都很友善，躁狂症患者的症状很典型，遇到我们喋喋不休地不断在讲述他的故事；几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有典型的妄想症，不断告诉我们他多么厉害，有很多很多钱，别人都很崇拜他，他有很多公司，本事很大等等，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假的，一开始还会觉得好笑，但后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同情了。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大伯，大伯年纪50多岁的样子，拿着一个茶杯，看起来端庄斯文，不在医院看到他的话，或许我会认为他是一个村干部什么的吧。大伯和善地回答我们问题，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女儿，和妻子已经离婚，女儿等家人都在国外，问他现在情况已经很好了什么时候能出院，他说可能过年女儿会来接他，说到这个的时候，大伯眼中分明流出一股思念。后来带教老师告诉我们，大伯其实曾经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他的精神病发作，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我们都很震惊，后来问大伯这件事的时候，大伯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缓缓地说他一直很内疚，当年因为觉得他儿子不够上进不够乖，一时没想开竟然做出了这种事，也因为这件事，大伯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好几年。这件事彻底震撼了我们。我们都是平凡的大学生，以我们的社会阅历，必然从未接触过所谓的杀人犯，更没有想到杀人犯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我并不害怕，相反我很同情这个大伯，同时对于他儿子生命的.逝去我感到很惋惜。从大伯的叙述中可以明显感到他的后悔和内疚，我明白精神病人也是有感情的，只是他们发作的时候可能迷失了自己，因此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在民康医院我们去的那天还有一个患者跳楼了，据同学说她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迅速坠落。我从窗口看去，看到那个死者躺在血泊里，血肉模糊的样子。我们都很震惊。在我的生命里也从来没见过自杀事件，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当时的心情。也许这个死者是因为抑郁症等疾病导致的对生活失去信心，也许是因为她忽然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悲从心来不堪重负结果一死百了，不管是因为什么，这都是一个生命。我更加意识到精神病人的不稳定性，因此也更加需要我们医护人员去加强看护，保护每一个生命。
以前我都觉得精神病人就是疯子，很可怕，但是真正接触了，我也逐渐发现他们并不像我或是大众想象的那么可怕，多数患者都是很可怜的，他们有工作有家庭有亲人有朋友，但是精神分裂症毁了这一切。他们的大脑逐渐被毒性物质蚕食，药物的副反应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显现，以前瘦的会变胖，聪明的会变愚钝，美丽的会变苍老，美好的记忆会逐渐消失。人就这样毁了，人生就浸泡在每天那十几片药里：氯氮平、舒必利、苯海索、利培酮……他们需要长年累月的吃药，一旦停药就会发病，第一次也许是七八年，第二次就会变成三四年，最后一年之内屡次发病，这是一个可怕的过程！
精神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他们需要更多我们社会的关爱。我真希望社会能多关注精神病人，进一步完善医疗体系，让精神病患者在冰冷的疾病背后能感受到更大的温暖。
精神科医生进修个人总结范文 篇3
转眼之间，在肝胆已工作了半年，这半年的时间，收获颇丰，我感觉自己成长了不少，不仅在工作上、学习上、而且与同事之间的交往上，我都觉得自己又有了进步。回顾这半年，我几点非常深刻的体会：
1、事无细巨
肝胆外属于普外科，工作量自然非常大，出入院周转特别快，而且手术的病人特别的多，每天都有好几台手术，你才发现，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不论大事小事，你必须清楚明白。要使你在当班时顺利完成工作，你必须熟悉各种工作的工作流程，从病人入院时的处理，到手术后回到病房如何接手病人，如何护理病人，从病人病情变化时，紧急的'处理预案，到地脏了应该叫哪个阿姨来扫，你都必须了然于胸，才能在你当班时顺利完成工作。护长安排我从事了不同层次的护理工作：助理护士、治疗班、8-3班、12-7班、两头夜、夜班、责任班等，介绍护工阿姨的工作职责范畴等，使我基本熟悉各班的职责，了解了整个科室的工作犹如链一般一环紧扣一环，尽管职责不同、工作性质和内容也不同，但是，如果缺少了某个环节，将影响科室的运作，影响护理的质量，而最终受最大影响的就是患者本身。
2、严格遵守查对制度
查对制度是保证病人安全防止差错事故发生的一项重要措施。处理医嘱者及查对者，均须签全名。临时医嘱执行者，要记录执行时间并签全名。免得重复执行了医嘱，对病人造成危害。对有疑问的医嘱，须向有关医师询问清楚后方可执行。抢救病员时，医师下达口头医嘱，执行者须复诵一遍，然后执行，并保留用过的空安瓿，两人核对后，方可弃去。肝胆的工作真的很繁忙，有时候医生会一下收十几个病人，然后就开始转床，有的转入ICU，有的又转出ICU，甚至有的在同一间病房也转床，而有时候护工阿姨们转床时忘记转床头卡，这样的情况下，差错真的很容易发生。所以，在执行医嘱转床的时候一定要亲力亲为，不能嫌麻烦，要保证病人、床头卡、一览表都要转好，在执行别的医嘱时一定要核对病人“你叫什么名字”在服药、注射、处置前必须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制度(即摆药后查，服药、注射处置前、后查；对床号、姓名、药名、剂量、浓度、时间、用法)。
3、团结就是力量
在肝胆，几乎每天都是要加班的。因为手术多，上午我们忙着给之前手术的病人做生活护理、各种管道护理、给病人翻身拍背，预防各种并发症（如褥疮、伤口感染、坠积型性肺炎等）的发生、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及时通知医生进行处理等。我们要忙着新收病人、出院的病人要进行出院健康教育，如带管出院的病人更要教会病人如何护理管道，即将手术的病人要做术前准备。下午手术才回来，我们要开始接收病人，做好病人的术后护理，同时执行各种术后医嘱。这时候医生们也刚下手术台，回来看病房的病人，会开很多的医嘱需要我们去执行，因此时间上会往后拖，加班也就形成了。
精神科医生进修个人总结范文 篇4
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各类疾病不断被攻克，医生们的本领日渐强大。然而呼吸科医生们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他们在享受科学进步带来的医技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由于对某些疾病看似能治而最终不治的结果使得他们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不久前的全国抗感染会议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呼吸科副主任曹兆龙在谈到呼吸科医生的处境时感慨地说，“一直以来，呼吸科医生由于只会治肺炎，所以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医院里的地位都比较低。可是现在随着介入、移植等治疗的增多，肺部感染患者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呼吸科医生连肺炎也不会治了”。此言一出，立即引发了在座医生的一片唏嘘。那么呼吸科医生现在究竟是何现状呢?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几位呼吸科医生。
呼吸科医生在进步
友谊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刘松认为，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呼吸科医生的诊疗技术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只是进步相对缓慢一些，不似心血管科，介入手术一实施，某些心血管疾病便立即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内科不治喘，外科不治癣”、“医生不治喘，治喘丢了脸”，诸如此类的顺口溜对于一些中、老年医生是耳熟能详的，也是当时哮喘难治的真实表述。过去呼吸科医生认为哮喘就是气管痉挛所致，是感染，治疗采取的是全身性的激素疗法，对人体的副作用很大，疗效却不理想。近一、二十年医学界对哮喘发病机制的认识逐渐清晰，认识到哮喘的本质其实是一些特定炎症细胞参与的气管的非特异性炎症，基于此种认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局部吸入激素的方法治疗，而且选取的是高度脂溶性的激素，保证激素进入气管后只在呼吸道上皮细胞局部发挥作用，而不吸收入血。与过去相比，激素导致的全身性的副作用小了很多。
现在，除却治疗哮喘的用药更加科学有效之外，局部用药的吸入的装置也科学了很多。众所周知，哮喘属于下呼吸道的病变，下呼吸道的直径只有2-5υm，气雾剂喷出的颗粒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颗粒太大进入不了下呼吸道，便在上呼吸道沉淀下来，起不到对哮喘的治疗作用;颗粒太小则直接进入到肺泡里，不仅起不到治疗哮喘的作用，而且还会吸收入血液，引起全身性的不良反应。过去的装置激素颗粒很大，喷出来时都能看到明显的气雾，现在新气雾剂的颗粒则能保持与下呼吸道直径相符的大小，便于吸收，哮喘的治疗效果和预后都明显改善。现在人们在门诊能看到大量的哮喘病人，因为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需要住院治疗或是病情突发总需要看急诊，而只要过一段时间来开些药就能很好地控制病情了。过去如果气管腔里面长一个良性的东西，手术治疗不仅需要把长了东西的这段气管全部切掉，而且气管下边的肺组织也要切除一部分，损伤很大，瘢痕也很大。而现在只需将气管镜沿着气管送下去，把局部烧灼掉就可以。刘松过去曾遇到一个患者需要做气管插管，插管后气管有些损伤，这很难避免，但恰恰这是一个瘢痕体质患者，因气管插管导致的气管损伤修复后形成了瘢痕，后来瘢痕越来越大把气管腔堵了。当时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采取手术切除，瘢痕非常靠近声门，最终只能把声门也一起切除掉，患者从此不能发声。不仅如此，由于气管插管的很长的一段都需要切除，切除后没有人工气管代替，患者不能随意昂头，生活质量变得很差，而这也成了留给刘松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如今他感慨地说：“如果把那个病人放到已经有了成熟介入治疗的现在，就不必那么痛苦，只要做个支架介入，将气管撑起来就可以了。”
在呼吸科诊疗技术逐渐进步的同时，呼吸科医生也遭遇了日益严峻的新挑战。吸道是一个开放的器官，外界的致病菌随时都可以进入，呼吸道的感染本是很常见的事情。但由于广
泛的细菌耐药变异，移植、介入等增多所致的重症肺炎，痰标本不合格引发的错误使用抗生素都导致呼吸科医生的艰难处境。
挑战之一痰标本无效致不合理用药
根据相关诊疗指南要求，肺部感染性疾病住院患者应同时进行常规血培养和呼吸道痰标本的病原学检查，依据检查结果选择抗生素，然而作为最方便且无创伤性的病原学诊断标本却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治疗用抗生素选择的正确与否。
曹照龙提到，现在医院里需要让患者留取痰标本时，护士将一个小瓶交给病人就完事了，事实上很多年纪较大的病人根本不能将痰吐到小瓶里去，这样既不能提取到有效的标本，还造成对病房的污染。有时好不容易获得了有效的标本，细菌室的医生却不能及时检测，待到检测时，痰液里的细菌都已经干死了，又成了无效标本。
刘松还告诉记者，现在所获得的痰标本更多情况不是来自下呼吸道的痰液而是口腔里的唾液，由于口腔里也存在很多致病菌，这种情况之下培养出来的结果丝毫不能说明问题。此外，下呼吸道的痰咳出来时必然要经过上呼吸道，上呼吸道是也是有细菌存在的，下呼吸道的痰液就会因此而受到污染，再加上上呼吸道大量菌群对其生长的抑制，致最终痰培养的阳性率并不是很高，即便培养出来也不是优势菌群，未必能说明病人感染的真实情况。可是很多呼吸科医生却将培养结果当作是“宝贝”，选用抗生素时完全按痰培养结果走，今天是大肠杆菌、明天是绿脓杆菌，后天又是白色念球菌了，抗生素也跟着换来换去，用的却是无一正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为了保证送到细菌室的痰液是合格的痰标本，20__年之前该医院要求痰液送到细菌室之前，技术员必须要先做个痰涂片，检测柱状细胞和鳞状上皮细胞的比例，从而鉴定患者的痰液是否来自于下呼吸道，是否属于有效标本。但往往是在这途中就遭到污染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后来索性也不做了，结果送达细菌室的标本有一大半是不合格的。
挑战之二细菌耐药致治疗无效
作为需经常使用抗生素的科室，抗生素的耐药性也给呼吸科医生带来了无尽的烦扰。曹照龙最近遇到了这样两个病例。一个是糖尿病合并肺炎(左肺)的vip患者，医生对他的救治可谓是竭尽全力，抗阴性菌的药、抗阳性菌的药以及抗真菌的药都用上了，但是十天后通过照片子发现病人的病情还是进展了，不但左边的肺炎没治好，右边的肺也发生了实变。曹照龙心里明白，“出现这种结局，其实病人离死亡就差一小步了”。果然，尽管后来给这名患者做了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但还是不治而亡了。还有一名哮喘病人，在外院住院一个月后因疗效不佳转入北大人民医院。呼吸科给予了大量的激素治疗(80mg)，但是收效甚微，3天后，病人出现了发热伴肺部影像学的改变。
曹照龙表示，象这例患者这样一轮一轮的抗生素用上去，病人反应不好，除病人基础状况特别差外，多半是由于细菌的耐药性所致。通过1994年-20__年这十年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监测发现，没有一个抗生素对细菌的敏感性处于一个水平状态，或是敏感性有所恢复，几乎所有抗生素的敏感性无一例外地都呈下降的趋势。呼吸科医生所面临的就是：一方面，医生现在使用的武器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差了;另一方面，细菌耐药的形式则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更严峻，这种相反的走势导致临床医生面临了杀不死细菌、控制不住感染的严峻挑战。
在细菌耐药性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临床医生对该如何选择抗生素、怎么解决病人的问题
充满困惑。“现在我们在遇到高龄肺炎病人跟家属交代预后时，病人家属常常感到非常不解：‘不就是个肺炎吗?我们相信你们大医院的水平，也不怕花钱，但怎么会越治越差呢’?每到这种时候，我们都无言以对，该怎么解释呢，说医生没本事还是说细菌耐药?现在我们科的医疗纠纷有个基本规律，如果病治好了，即使病人花了很多钱，也没有纠纷;如果是花了很多钱，病人又死掉了，肯定是要发生纠纷的。正是由于这么多耐药细菌的出现，给我们临床医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曹照龙无奈地说。